口述史视野下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新趋向
四、视角转换：地方志工作理念的创新
口述史应用于地方志编纂，为地方志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资料，突破了大多来自于各部门提供、来自于档案文献的制约，增加了很多当事人、亲历者的口述资料，尤其是有关地方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描述，很难在档案文献中找到相关记录，口述史为还原历史全貌、反映不同声音具有重要的价值。[21]口述史引起地方志的重视，也是基于这方面的因素。如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曾出版了两辑《口述常州》，挖掘和介绍了常州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重大事件决策过程中不为人知的一些情况，以及普通生活缺少文字记录的地方，通过访谈的形式，将资料收集的触角延伸到各行各业，涉及社会各阶层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以期拓展地方志编修的范围和深度。
随着近年口述史学的发展，第二轮修志开始突破为口述资料入志的方法。如《萧山市志》将访谈录应用于志书编纂，不仅拓展了资料搜集的范围，将鲜活的口述资料整理入志，而且弥补了机构变更、部门撤并所带来的资料搜集难、连续性经济指标寻找难、遗失的资料追回难等问题。[23]然而《萧山市志》并未止步于访谈资料的应用，该志除大胆创设社会调查卷外，又创设口述历史专卷，作为新的入志形式进行探索。该卷的设立源于萧山籍领导干部个人史料的征集，除党政领导层面外，还扩大到经济界、社会界、文化界及其他界别，其中有将军、院士、部长、大使，也有战斗英雄、艺术家、企业家、烈士后代，还有普通干部、职工、农民、教师。除了在萧山本地采访、利用乡贤回萧山时进行采访以外，还赴北京、上海、宁波、金华、江西等地采访。2011年年底，共完成对110多名典型人物的采访。口述历史的内容包括历史事件、人物记忆、事业发展、成就印记、人生经历回忆、感悟、记忆萧山等。[24]从为修志积累资料，到设专卷主动采访，尝试探索修志的一种新模式，可是说是修志方法的一个转变。
与此同时，还有的地方志工作机构探索编纂出版影像志，不仅保留声音，还保留活的图像。如2010年广西出版了《广西建筑志》，之后陆续出版了《广西之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志》《广西名胜志》《广西节庆志》。2017年4月，江苏省周庄镇启动了中国首部影像镇志——《中国名镇(周庄)影像志》的编纂和拍摄工作，围绕“古镇保护与旅游发展”这一主题，以口述历史、影像记录的形式，专访百余名见证、参与和服务古镇保护与旅游发展决策者、建设者及专家学者，把过去近40年中沉淀的历史智慧和遗存的平面图文资料，通过数字化的影像志立起来、动起来、响起来，将一个时代的发展轨迹，汇聚成一代人的公共记忆。[25]影像志不仅保留了传统方志的记忆形式，而且借鉴了口述史学理论方法以及口述史现代科技手段，是传统方志编纂的一大发展。
2016年11月，广州市口述历史研究会成立，这是广州首家以口述史研究为核心的研究会，也是全国地方志工作机构成立的第一个口述史研究会。从研究会成立的宗旨来看，主要是利用口述史的方法记录广州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力图寻找亲历者还原过去珍贵的历史记忆。口述历史研究会的工作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是策划专题，记录广州这座城市过去几十年的重大发展与变化，建立数字化的历史资料数据库；二是向社会传播广州发展史以及广州市民生活史，推广广州文化。2017年5月17日，广州市地方志新馆正式开馆，广州市地方志新馆展厅分为序厅、综合展区、专题展区、互动展区四大分区。序厅设计简约，前方为城市矩阵浮雕和多媒体互动展示屏，点缀以广州特色风物，其中互动展区包括“市民录音棚”“口述史采编室”“音像编辑室”“电子书查阅大厅”“拼图广州”“拼图珠三角”“电话学讲粤语”“现代书屋”等多种人机交互项目。[26]广州市口述历史研究会的成立以及广州市地方志新馆设立口述史采编室等，开创了地方志工作机构在口述史研究领域的新视角，将方志界口述史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总之，面对史学领域的变革，口述史研究在跨学科多领域的深入发展，地方志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迎接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值得进一步思考并进行实践层面上的探索。
参考文献：
[1]参见陈墨著：《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2]参见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3]参见薛鹤婵：《试述口述历史档案的价值》，《档案与建设》2007年第8期。
[4]参见［英］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0页。
[5]［英］保尔·汤普逊著，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页。
[6]刘俐娜：《西方新史学与“五四”史学思潮》，《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7]参见郭宇春：《简论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边疆经济与文化》2004年第12期。
[8]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导言”，第2页。
[9]杨祥银：《走向跨学科与跨领域的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8月2日，第1版。
[10]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66《河南志序》，国家图书馆藏清同治五年（1866）刻本。
[11]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8外集一《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国家图书馆藏民国25年（1936）刘翰怡编刊本。
[12]参见刘善泳：《口述史在地方志领域的地位与价值》，《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9期。
[13]王复兴：《首轮修志资料工作的成绩与不足》，《广西地方志》2011年第2期。
[14]王熹：《论口述历史资料与二轮方志纂修》，《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6期。
[15]《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12期。
[16]参见张英聘：《口述史与方志编纂》，《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
[17]［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9页。
[18]参见蔡笃坚：《口述历史实践与台湾认同发展》，梁妃仪、洪德仁、蔡笃坚编著：《协助社群认同发展的口述历史实践——结合理论与实务的操作手册》，唐山出版社，2003年，第99—100页。
[19]参见许雪姬：《近年来台湾口述历史的发展及其检讨》，杨祥银主编：《口述史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15页。
[20]参见韩锴、颜越虎等：《从西方史学的转向看未来地方志的关注趋势》，《巴蜀史志》2012年第6期。
[21]参见姚力：《国史研究与地方志的编纂》，《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1期。
[22]参见臧秀娟：《口述史对地方志编纂的影响》，《江苏地方志》2014年第4期。
[23]参见金雄波：《访谈录应用于地方志书的实践与体会——以〈萧山市志〉为例》，《广西地方志》2013年第4期。
[24]参见沈迪云、莫艳梅：《口述历史作为志书新形式的探索》，《中国地方志》2013年第10期。
[25]参见《首部中国名镇影像纂志编在“中国第一水乡”周庄启动》，光明网（http://difang.gmw.cn/js/2017-04/22/content_24272999.htm）。
[26]参见《广州市地方志馆新馆正式开馆》，《南方日报》2017年5月18日，第GC03版。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