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方志书在世界上独树一帜、颇具特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代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志”一词最早见于周朝，《周礼》所记“外史掌书令，掌四方之志”。编修方志源于两汉，定型于宋，发展于明，兴盛于清，至今有2000多年历史。全国保存的各种方志有8000种，10余万卷，占中国现存古籍十分之一，为世界各国所罕见。

旧志整理属于古籍整理的范围，文字工作繁冗，如有不慎，就会事倍功半，在整理旧志中，我们应采取以下步骤与方法，以体现古籍整理的要求。

丝绸之路是一条历史之路，是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关于方志学,人们普遍将其与章学诚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南宋方志理论非常丰富,方志之学日臻成熟,与后人相比亦毫不逊色。其中,方志起源上,时人提出《周礼》、诸侯国史、《九丘》等说法;方志性质上,在传统的地理派之外,"郡志即诸侯国史"之史学派崛起,受到学界重视,同时,也有人主张乃"存史而备记"的资料书;方志功能上,存史、资治、教化三大作用已经得到了系统阐述。

2017年，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利用“微信方式”对7710人进行了地方志社会需求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社会对地方志总体需求较大，达到93%；但，不同职业、年龄和学历群体对地方志需求差异较大，主要呈现出“需求目的多元化、需求种类均衡化、需求内容偏好化、需求形式当代化、需求方式碎片化、需求渠道普及化”的特点。

郫县之有志，据考始于宋代《古郫志》，自宋代到清同治八年，计有县志七部，已知著作者的有四部：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县令沈芝重印的《郫县志》；清嘉庆十八年（1813）县令朱鼎臣主持编纂的《郫县志》；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县令杨得质在嘉庆志上增补三篇艺文志，称为道光志；清同治九年（1870）县令陈庆熙主持编纂的《郫县志》。经过岁月风霜，诸多县志鲜有留存。

政法类分志是二轮省级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二轮省级志书规划当中，虽然对政法类分志的设置不尽相同，但基本都能涵盖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政法工作的主要方面。笔者所在的吉林省，在二轮《吉林省志》规划当中，对政法工作的四个主要方面，分别设置了一部分志，即《公安志》《检察志》《审判志》《司法行政志》。

对于元明清时期北京的国子监的研究，学界多侧重于对它的历史变迁、发展概况、功能特色等方面进行探索，而对记载国子监的“专志”研究略显薄弱，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对清代编纂的《国子监志》的编纂特色和史料价值进行探析。

随着历史的向前推移，我国地方史志数字化阅读发展的速度逐渐加快，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例如：基础设施配置明显不足，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不强，其检索使用的过程中缺乏足够的便利性等。我们可以学习日本，日本实施地方史志数字化阅读有很多部分值得我们借鉴以及学习，在学习日本的基础上，争取得到宝贵的经验，发展国内的地方史志资料阅读工作。

元末明初，社会动乱，兵祸连连，西南地区大量人口流失，土地荒芜，战争和发展生产之间，矛盾显得尤为突出。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卫所制度应运而生，并对地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六盘水之地生产了重要影响，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