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时的地方有州郡府县，这里的“郡”代指各级地方。过去官员到地方履职，主要做三件事：纳税、判案、修志。为官一任，必修方志，假如停修缺编，则是官员失职，所以“天下郡县莫不有志。”一代鸿儒梁启超对地方志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

方志是一个地方的地情信史，是全面系统地记述一方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更是旅游资源数据库、旅游者的辞典。

本文作者从四川和重庆两地的工作实践出发，系统总结川渝地方志工作的成功经验，从修志业务这一微观层面和地方志工作的宏观层对地方志工作进行另一个视角的思考。提出地方志工作者要从历史长河中的旁观者、记录者变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参与者、助力者。本文力求对于全国方志界开阔工作视野、转变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有效提升地方志的影响力有所裨益。

一部志书，洋洋洒洒几十万、上百万言，其观点主旨、结构布局、材料取舍和文字敲定等无一不受着“凡例”的制约。志书在形式上分门别类，乍看头绪纷繁，实则章法严谨，有规可循。笔者看过几部已出版的志书，对其中的“凡例”尤为瞩意， 看后觉得亦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现就凡例对志书的统摄和制约作用谈点个人浅见，管窥氢测，识者教正。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流传于世，从中可看到嘉靖以前四套县志的眉目。明嘉靖时，临武隶属桂阳州，但桂阳不是直隶州，还得隶属衡州府，所以临武编在《﹙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之十二《衡州府》。

新修《宿迁市宿豫志》历时八年，终于出版。面对这样一部皇皇巨册，令人不由惊叹编纂者的辛苦不同寻常，内心不禁生起一股由衷敬佩之情。出于对文献的敬畏，笔者不敢奢谈志书评论，仅以阅读这部志书的一些粗浅感受和不成熟想法见呈，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有益启示。

志书如何实现教化作用，主要是通过特定的体裁形式、一定的篇幅承载规定的内容，为教化提供生动具体的好教材，提供可效仿的范例。笔者就此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方志馆建设与学术研究的发展为图书馆学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基于对地方志等文献的共同关注，图书馆学与方志学具有密切的学术渊源。研究方志馆是图书馆学内容体系的适度拓展，是提升图书馆学社会认知与学科价值、推动图书馆界与方志馆交流、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需要。

宋朝以后把方志提到“一方全史”的高度，极力追求方志内容的系统化、完备化。直到民国时期，方志工作者才不断用现代学科观念来审视、判定和改造方志，但是仍然或多或少地受到历史的局限。当今，知识文化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必然，方志与各学科密切联系的同时，更加注重追求多学科综合，全面记述风土人情的自身特色。

2017年尾，距离2004年在岭南大学举行的本地学术界推动香港修志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已经过去13年，遵循“政府支持，学者主修，社会参与”的模式，香港修志却仍未走出实质性的第一步。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当前准备工作进度如何？有无可借鉴的修志模式？修志人员对未来有何期许？一众修志人士虽面临资金困顿，却不言放弃。如今他们对新一届特区政府的支持充满期望，相信香港修地方志“临门一脚”问题有望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