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方向、方法——论方志理论的传承与创新
三、方法
方向是成功的前提，方法是成功的桥梁，要到达胜利的彼岸，就要掌握科学的方法。方志理论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但还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依然纠结在萌芽和不确定状态，原因是方法不同，角度不同，观点不同，在必然阶段中徘徊，难以形成共识。如何克服学术分歧，只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统一，才能统一意识进入自由王国。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其中三种方法必须共同遵循。
（一）多学科方法交叉研究方志学必须注意科际融合
新编方志工作开展以来，方志研究主体发生变化，除了方志工作者之外，一些相关学科的学者涌进来研究方志。“方志面向百科，百科走进方志”，方志工作者也不得不借鉴其他学科方法，研究相关分志。这种现象是创新的标志。据有关专家统计，世界上有2000多种学科。两轮修志实践证明，方志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的学科，涉及具体科学有历史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生物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计量学、政治学、宗教学、民俗学、教育学、科学学、社会学、古文学、考古学、年代学、语言学、谱牒学、史料学、传记学、目录学、档案学、编辑学、文献学、行政管理学等等，这些常见学科都有方志学科所需要的知识和方法，所以，方志工作最好的专家是大杂家。
多学科交叉研究方志，对方志学研究方向冲击较大。客观地说从其他学科的角度交叉研究方志是必须的，甚至可以为方志带来新思维，关键要做好传承与创新，不能鸠占鹊巢，颠覆方志。1989年学术年会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秘书长郦家驹先生在作总结时说：“方志理论的探讨‘食古不化’‘食新不化’均不可取。”郦老一语中的，入木三分，那些坚持方志是历史学分支、地理学分支的就是食古不化，因为几百年前戴震、章学诚就是这样主张；那些坚持方志是行政管理学、信息学、地情学、区域发展学、边缘学科说的就是食新不化，它们研究方向不同，结果一样，造成方志学不姓方，没有自己的领地，无法独立门户，只好屈居人家屋檐下。建立方志学就是要旗帜鲜明地立方志的门户。方志海纳百科，需要百科理论支撑，但不是以别学科的架构凌驾在方志之上，改头换面方志学，而是需要跨学科交叉研究，做好科际融合，将多学科的理论元素融合到方志学之中，形成方志史学、方志资料学、方志编纂学、方志目录学、方志语言学、方志文献学、方志管理学、方志馆藏学……合成方志学一个完整体系，这样的科际融合，前途就一片光明。
（二）逻辑方法是思维的工具，遵守逻辑规则才能正确表达思想，批驳谬误
方志理论被人认为“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就是因为有些研究主体逻辑思维能力缺乏，导致研究水平停滞在感性认识层面上不能升华。有些研究者不要说论证的程序和逻辑规则，连标题概念都判断不准，如有本号称马克思主义方志理论著述，书名叫《一代志坛》，这像是传记文学书名；有的论文标题像散文，没有论点，可想而知内容就不会有论证和结论。类似这样的研究，思维处于混乱状态，方法来自朴素的意识，一旦遇到复杂理论问题，剪不断，理还乱，根本无法思辨事物的本质和理论的精髓。
逻辑的力量是无穷的。方志理论研究中，较为突出的事例就是方志性质定义的研究。遵循逻辑规则，运用逻辑方法下定义是这一课题研究的历史分界线。1989年以前，关于方志性质的探讨基本上没按逻辑规则研究，可以翻阅1989年前的方志著述，一提到方志性质，就是用其他著述体裁下一个简单词语比喻定义，如方志是“历史书、地理书、政书、信息书、百科全书、资料书、边缘学科……”这种现象性比喻定义不揭示内涵，是违背逻辑规则的。中国地方志协会原副会长董一博先生曾说过下逻辑定义太难了。其实掌握了逻辑规则，很容易推陈出新，缩小认识事物本质的阈值，向着本质定义靠拢。中国地方志协会1989年学术年会交流的《论方志性质》一文，第一次提出遵守逻辑规则下逻辑定义的方法。文章运用逻辑原理，轻而易举地将传统的现象性词语定义釜底抽薪。比如逻辑定义的规则之一就是“定义必须相应相称”，顺看“方志是历史书”发现不了相称与否，运用数学上逆定理不正确，将方志史上一组词语定义语颠倒过来：“历史书是方志”“地理书是方志”“政书是方志”“信息书是方志”“百科全书是方志”……显然不相应相称，原来众多大家研究多年甚至几百年的方志性质定义均轰然倒塌。逻辑定义不仅有规则，而且还有定义公式：“被定义=种差+属”。《论方志性质》一文最后严格按照逻辑定义公式，下了一个方志性质定义：“方志是记述地方古今各个方面或某一方面情况的科学文献。”第一次将“文献”作为方志定义属概念提出。尽管胡乔木等曾提到“方志毕竟是科学文献”之语，但他们都不是作为方志性质研究提出的，只是谈话中或行文表述中带出一个简单判断，不应视为方志性质定义。本方志性质定义提出后，有些研究者将类似定义判断句式硬性追认为方志定义，其实，很多定义语像胡乔木的谈话一样，连作者自己都不知道是否是在下方志性质定义，因为文章主题不是研究方志性质的，文中也未提及方志性质，何来方志性质定义？有些说法仅仅是互相引用个别词语不同，也被列为一种，致使所谓的方志性质观多达几十种。这种鱼龙混杂、真假不辨的研究方法不严谨，把问题复杂化，无益于课题研究。方志性质研究大浪潮起于1990年。这一年《中国地方志》第1期发表长达1.7万字的《论方志性质》一文后，全国有十几种刊物围绕该文发表争鸣文章。当时，郦家驹秘书长关心这场争鸣，由他作序，黄山书社出版了作者主编的《方志性质辩论》一书，对争鸣作出总结。这场争鸣是方志性质研究方法的分水岭。中国地方志协会原副会长朱文尧说，1989年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年会“讨论方志性质问题，深入到如何给方志定义，如何从现象定义进一步到本质的定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程方勇博士说：“这场方志性质大辩论将此前的关于方志性质问题的争论引向方志本质的抽象定义。”武汉市志办主任舒炼称这场争鸣是继清代戴震章学诚等争论之后方志理论研究的“第二波思潮”。不可否认，这场辩论巩固了两项成果：一是方志理论研究的逻辑方法得到认可和普及，后续方志定义研究语言表达有分歧，但对逻辑方法不再怀疑。二是1989年学术年会上提出的方志性质定义，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定义种差要素和方式。如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中的方志定义：“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比较1989年学术年会上提出的方志定义：“方志是记述地方古今各个方面或某一方面情况的科学文献”。二者定义种差特征完全相通。如空间特征是“地方”对“行政区域”，时间特征是“古今”对“历史与现状”；结构特征是“各个方面”对“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拙作还多一个“某一方面”对专志作出规定；内容特征是“情况”对“资料”；质量特征是“科学”对“全面系统”；体裁属概念二者是同一的“文献”。这样高度的趋同应归功于逻辑方法，按逻辑规则行事，必然获得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董一博说：“地方志事业就是从争论中发展的，是在协调与不协调之间交叉变化发展起来的。这是兴旺的象征，是说明我们正在进步，没有争论倒是显得不景气。”《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后，方志性质定义研究和争鸣已显不景气，但依然存在，思维前进一步，普通逻辑就无能为力，就得依靠辩证逻辑哲学方法来解决。
（三）哲学方法是思维的方法，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是方志研究最大的理论创新
哲学是人类最高级的思维活动。哲学思维具有抽象性、批判性和反思性，不破不立，哲学的三大特性决定了哲学的本质就是创新。哲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离开哲学，方志学的理论就失去高度和准确性，因此说，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是方志研究的最大理论创新。
新编方志之初，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呼声很高，由于缺乏方志编纂实践和哲学基础，这个课题著述极为稀少，甚至有人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方志学，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是没有论述的，甚至不见方志一词，硬以‘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名之，是不合适的”。这种观点是对哲学一知半解，哲学原理提供思维的方向，怎么可能去进入具体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中不可能提到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错误的观点影响下，方志研究没有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自觉，志书凡例虽然写上“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际编纂差距很大，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至今还是贯彻不到位。如不久前名村志编纂研讨会上，有人对村志记不记述“大跃进”和“农业学大寨”提出质疑。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大跃进”和“农业学大寨”都实实在在发生在村里，是村有史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两项运动对农田建设、水利工程、公共设施建立了不朽功勋，负面的东西可以粗一点，但不记述就割断了乡村一二十年轰轰烈烈的奋斗史。首轮修志杨静琦就呼吁过：“建国后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问题，以及有些人物的人志问题。对这些重大或疑难问题给予马列主义的分析、判断和准确记述，提高志书质量，加强志书的思想性。”由此可见，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是方志工作的需要，也是继承史志传统，坚持秉笔直书职业道德的需要。“直笔著信史，彰善引风气”。李克强总理对方志工作的批示说得多好！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号召方志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李克强总理的批示，提出“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的方志人精神，这一举措英明正确，我们要将这个方志人精神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中国编史修志优良传统相结合的智慧结晶，大力弘扬，深入贯彻，做有精神的人，编无愧怍的志。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人哲学水平不高，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方志编纂和理论研究中的指导意义深信不疑。
1.哲学的基本问题对方志理论研究的指导作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本原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解释方志功能问题，哪些争论得不可开交的纠结就迎刃而解。方志功能的说法很多，谁为主，谁为次，意见不一；概念名称变化多端，或“资治”或“资政”，或“教化”或“教育”或“育人”，“兴利、科研、旅游……”越具体越挂一漏万，越研究越今不如古。民国时期出现一位具有哲学思维的方志学家吴宗慈，他说：“大柢学术之应用，有属于精神者，则哲学之范围。有属于物质者，则科学之范围。吾今持此以论方志，方志固有精神、物质二者之用。”是的，方志是物质的，物质载体的功能是存史；方志是精神产品，意识作用是资治。资治是不及物动词，“以资治理”之意，它是众多功能的抽象概括。具体说来省志以资治理某省，某行业志就是“以资治理”某行业，《自然环境志》以资治山、治水、治灾害，依此类推，各专志的功能可以相应地理解为以资治农、治林、治水利、治工、治商、治交通、治党、治政、治安全、治军、治教、治科技、治文、治学、治民风……。资政、兴利、科技、教化、教育、育人等，都在抽象的“资治”概念中。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物质第一，意识第二，二者对立统一起来，方志就具有两大功能：存史、资治。
2.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对方志理论研究的指导作用。唯物辩证法有三大基本规律，其中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关于方志性质研究，本人和梁滨久直接和间接争鸣都发表过十几篇文章。最后，他认为方志性质研究必须“弄清楚事物的质、本质、属性、特性、固有属性、根本属性（本质属性）、特征、本质特征、基本特征、主要特征、性质、定义、性质定义、语词定义等一些基本概念的含义之后，再来研究方志性质及其相关问题，理解方志本质、方志属性、方志特征、方志定义等概念就会明确得多，就会减少认识的混乱和词语的错误使用。”拙作《论方志性质》中制作了一张“定义、性质、特征、特性、属性”等5个概念内涵比较表，得出结论“这组词语之间的含义差别不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表达同一概念，这就是汉语言的丰富性。在不同的语境之中，或在不同的侧重点上，可以选用不同的词语表达或复指，但它们的含义是融会贯通的”。没想到梁文超凡思维，一口气列出14个概念出来。步进先生写信劝本人反驳一下，当时想与梁兄辩论不少了，逻辑是无情的，再辩怕伤害了朋友感情；其次也想让梁兄将这14个概念厘清之后再说。10年过去了，没看到他的研究结果，现在不得不直言他的哲学观点出了偏差。研究问题必须从事物的特殊性着手，首先抓住事物的特殊性，才能区别一事物与他事物的性质。但只看特殊性，不考虑普遍性，就违背了唯物辩证法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立统一规律。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研究方志本质属性，就要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穿越时空，联系梁先生14个概念思维的轨迹是：质是质，本质是本质，特质是特质，性质是性质，特性是特性，属性是属性，本质属性是本质属性……方志本质不能说成方志属性、方志定义……这个观点与“白马非马”毫无二致，不考虑事物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个别与一般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夸大它们之间的区别，割裂二者之间的联系，致使研究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出不来。
3.唯物辩证法的范畴对方志理论研究的指导作用。唯物辩证法有五对范畴，其中内容与形式、现象与本质对方志理论研究直接产生指导作用。如有人认为方志研究重点是内容，形式是次要的。可以说方志编纂要研究内容，至于如何编纂的方志理论问题，主要是研究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方志学为修志服务。如果建筑学不研究民居的形式，那么人类可以永远当山顶洞人。如果修志不研究形式，那就没有必要建立方志学科。
再说现象与本质问题。梁滨久写了一篇与林衍经、梅森争鸣的文章。安徽大学林衍经副教授说：“方志是发展的，必须从其发展历史，来认识其性质的变化。……完成其性质的根本转变。”林先生的观点影响很大，有本大型工具书引用它作为方志性质定义研究开宗明义的观点。梅森的观点是“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方志性质，方志性质观内涵逐渐向宽泛发展”。这两人观点正确与否，一般思维方法是看不出来的。滨久在文章中说：“要考虑到方志本质属性相对稳定的一面，方志的性质不可能发生根本转变，方志的本质性质如果变了那就不是方志，而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著作了。”这个说法完全正确。但后面演绎又出现偏差，他认为方志性质是由“属性、特性、本质属性”三个层次组成的，并且绘了一张三概念关系示意图，接着他提出：“和本质属性相对应的非本质属性，非本质属性是由没纳入特性的属性和没纳入本质属性的特性组成的。”这句近似绕口令的判断与示意图相反，图是属性包括特性和本质属性的，文字表述属性、特性又是非本质属性，显然又犯了“白马非马”的哲学错误。属性是非本质属性是个错误的判断，判断一错，推理和结论就跟着错。文章前部分是说方志本质属性是不变的，方志性质不是发展的；后面又说方志属性、特性是“随方志的内容与体例的变化而变化”，完全是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结论，哲学观点出错，文章就完不成驳论任务。
正确的论证方法应该将其引入唯物辩证法“现象与本质”的范畴中来剖析。梁文光谈本质，本质是事物固有的不变的，一旦量变产生质变，方志就不存在了，这一点他抓住了，指出了“方志性质是发展的”“性质发生根本转变”的错误。至于什么东西是可变化的，梁文认为是方志的属性、特性这些非本质属性，这说明他并没有找到本质的对立面，始终纠缠本质属性、属性、特性的特殊性，不研究它们之间普遍联系的普遍性，通篇都在孤立地谈本质，不自觉地钻进形而上学的死胡同。在辩证法的范畴里，本质与现象是对立统一的。本质是事物固有的不变的，方志“记述地方古今各个方面或某一方面情况”的本质属性不会发生变化，一变化方志就灭亡。现象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方志记述对象的种类、时空范围、内容多寡、体例设计、编纂章法、载体创新等现象是变化发展的，所以要建设“研究方志的形态及其运动规律”的学科。
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解决方志理论复杂问题的灵丹妙药。章学诚说：“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当代方志人不仅仅有“纂修志乘”的任务，还应该肩负“论列当世”“见用于时”的理论建设使命，传承方志辉煌历史，创新建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方志学，推动方志学科向着更加辉煌的学术殿堂前进。
（作者：王晖，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2017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图文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