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轮市志文化卷编纂的思考——兼论《艺文志》的编纂

第二轮市志编纂工作正在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江苏省部分先行城市已经完成市志出版任务,取得较为出色的修志成果,其中大多重视对文化卷的编纂,突显“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的亮点工作。在城市化进程中,自然资源、经济、文化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城市文化为吸引投资、人才,促进旅游,促使经济发展有质量、效率、活力上做出了贡献,市志文化卷重视在编纂中反映其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大意义;尤其转变第一轮市志编纂“重经济轻人文”的现象,对艺文一门独立设志,体现了方志政教人伦价值和文化的多样性统一,也是一定时期一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再现。笔者就第二轮市志文化卷编纂的思考,特别是艺文志编写的体例、方法等方面的实践,与方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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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卷构成要素及对市志编纂的影响

第二轮修志的时间断限一般为1985年至2010年,这个时期社会发展加速,各种新事物不断涌现,文化事业在这阶段的发展呈现出内涵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等趋势。如何加强市志文化卷的编纂,提升市志的影响力,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我国历史上,旧志文化类多在志书的后半部分,类目使用较多的是学校、官师、辞赋、诗话、杂咏等,此外还有艺文、经籍、翰墨、书法、绘画、金石、碑刻、古迹、纪闻之类。文化类在全书的比重一般比较大,其内容占全书内容的一半。从记述看,旧志记述的文化类多为就事言事、转录作品原文、介绍社会传闻等,一般不涉及官府对文化事业管理方面的内容。

首轮修志针对旧志编纂存在的“偏重人文,轻经济”问题,在设计志书框架结构时,普遍增加了经济、政治类的比重,文化类的比重相应降低。如首轮《常州市志》,共设52卷,其中文化类7卷;从篇目设置看,占全书的13%;从篇幅看,全书3580页,文化类共568页,占全书的16%;从内容看,记述了文化活动、作品,文化事业和文化体制的发展,人物,历史上的重大活动(专记)等。

旧志对文化类的记述篇幅比重较大,对文化作品的记载比较详尽,但记述的层面单一,未涉及文化事业发展管理等方面的内容。首轮市志对文化记述的层面较广,但记述篇幅比重较小,对艺文、民族集体记忆、历史文化遗产等有所忽略或记述较为薄弱。

文化是国家的血脉和灵魂。第二轮修志的时间断限内,经济社会蓬勃发展,文化亦多元化发展,异域文化不断渗入,本土文化受到新的机遇和考验。因此,第二轮修志更肩负着弘扬本土文化,守护中华文明之根的重任,以新的视野、新的方法编好文化卷是修志人的职责所在。

首先,重视本地比较独特或比较突出,对社会经济、政治和人民生产生活产生一定影响的地域特色文化元素。试以常州为例,一座城市,有历史才有底蕴,有文化才有内涵。

(一)文化产业发展。20世纪以来,常州紧紧抓住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机遇,充分释放文化生产力,全面完成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和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改革,荣获“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进地区”称号。致力于做强重点文化产业、做优特色文化园区、做大骨干文化企业,2010年常州有文化企业5000多家、从业人员10多万人,动漫成为常州文化产业的支柱行业。运作了恐龙园、淹城、嬉戏谷等文化旅游品牌,形成创意产业基地、“运河五号”创意街区等文化产业基地,这些均是常州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化元素。

(二)古迹保护。2005年左右,常州出台“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实施办法”,科学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完成瞿秋白故居、护王府遗址等70多项文物保护修缮工程,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取得进展,启动实施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等古街古镇的保护利用工程;在江苏省率先建立“非遗”展示馆,基本形成较完备的非遗保护体系。这些元素成为常州文化事业发展的浓重一笔。

(三)文化惠民。常州大力建设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全国首创以“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为主要形式的“道德讲堂”,以德育人、以文化人,成为全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精神文明建设品牌;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幸福广场周周演、小剧场阵地天天演、欢乐社区行巡回演、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等吸引了市民广泛参与。这些文化亮点和特色活动,常州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史不可忽视的元素。

其次,重视根植于本乡本土的区域文化元素。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作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个体,“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工业化”中的乡土痕迹、“城市化”中的老城旧巷,都是一地的历史文化脉络。

(一)乡邦文献。地方文化人关于本地历史、文化、文物古迹、名人轶事、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各种著述,须充分地重视。古典文学专家袁行霈指出:“研究地域文化,必须重视文献资料,特别是乡邦文献,包括各地的方志、族谱、與图等。”(袁行霈.关于地域文化的理论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乡邦文献是城市文化建设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城市文化发展的最大优势。

(二)地方名人。无论是生长于此,还是长期定居或暂时寓居在这里,他们是城市的文化资本;他们本身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声誉,也提高了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市志收录的名人范围,除了旧志所重视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学者之外,还要有市民中其他阶层的人物,像说书艺人、名妓等。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市井明星”,是社会史、文化史、城市史不可或缺的元素。入志人物不仅按照政治标准,还要根据城市特性考虑文化元素。

(三)手工艺文化。作为一种活着的文化传统,手工艺文化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它是一地审美情感和造物哲学的重要载体。一地的历史文化有多深厚,手工艺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就有多瑰丽。像流传在地方的神话、民间传说、历史人物故事等都是手工艺的表现主题。譬如常州地区的家具、乱针绣、留青竹刻、象牙微雕等每一种手工艺,不论是其技艺特色、匠作则例,还是造型,传承着地方手工艺特有的“文化特质”。

(四)传统风俗。一是岁时习俗,宗教习俗;二是宗族习俗,联宗祭祖、续修家谱、修葺祠堂等,宗族习俗是中华民族文化习性的一种表现形式。风俗是最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

(五)民性。一定区域的人们在相同或相近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下,通过长期的反复的生产、生活实践,逐步形成的一种特有的共同生活习俗、共同的偏好和文化习性,即为民性,它是区域内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总和。像常州地区崇尚文化、重视教育的社会心理,以及清雅灵秀的审美情趣、经世致用的思想观念,是诠释常州地区文化传承的重要因素。

上述一地的文化元素,可以窥见一地的现代化、政治、种族和民族群体的行为,如美国学者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所言:“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美〕塞缪尔·亨廷顿等.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在市志文化卷编纂中,重视突出一地文化的重要元素,可以有效地提升市志的文化品位和鲜明的地域特色。

二、设置艺文志的重要性及编写方法

历代文化名人留下众多的文学典籍和精湛的艺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发展的脉络,也是本地文化发展的标志。历代旧志将艺文志作为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或保存历代著作的目录,或记载本地风光的诗文,对于研究图书文献、提供学术源流有着参考价值,更在于藏书的历史悠久和贡献巨大体现出的文化价值,在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首轮志书编修对艺文志的价值和重要性认识不够,因而大多舍弃了艺文志。江苏省第二轮修志活动中,《常州市志》《苏州市志》专门设置了艺文卷,《镇江市志》设置书目卷。常州在清初出现以恽寿平为代表的常州画派,在清代乾隆时期出现的以庄存与等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以张惠言为代表的阳湖文派,灿烂的文化为地方留下大量的著作和痕迹,通过设置艺文志可以彰显常州人文彬郁的乡声和鲜明的地方特色。

仓修良在《史家·史籍·史学》一文中说:“(艺文志)就实用价值而言,在今天看来尤为不可忽视。凡是从事文史研究工作的同志都会深有感受,在研究历史上许多文人学者时,由于不是名家、大家,其事迹大多不见经传,只有从地方志中来查找,而他们的著作,更往往只是在地方志的艺文志中得以著录。”此论充分说明了志书艺文志的应用价值。

(一)艺文志具有较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谭其骧在1981年中国地方史志成立大会上曾说:“方志中的《艺文》一类,辑录了许多前人的诗文,这些文字一般没有经过修志者的改动,反映了各个时代各个方面的情况,是最可贵的第一手数据。”提示志书艺言志蕴藏着丰富的宝藏。张舜徽也指出:“方志是保存社会史料的渊薮,那里面的丰富记载,是在其他史籍中不能看到的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其中如方言、风谣、金石、艺文诸门类所包含的内容,大可为史部考证之用,更显示出了方志的重大价值”。(张舜徽.中国文献学[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二)通过艺文志就文学和文学人物的记载,可综合各方史料线索,进行文学研究,不但对阙疑有所考订,而且还可弥补历史文化断层。如《安徽通志》艺文志著录了明末洪舫《离骚辨》一书,但此书已经不存,《安徽通志》亦无洪氏小传,然考《歙县志》云:“洪舫,字方舟,洪源人。常奉三闾、杜少陵木主,朔旦拜之,慨然有慕其人。”言常朔旦奉拜屈原木主,则其《离骚辨》自在情理当中,为后人提供了研究线索。如《全唐诗》是唐代诗歌的总成,但从地方志中仍可找到《全唐诗》不曾收录的作品。

(三)艺文志所收的一些碑刻可考人物生平。如清康熙《宁海县志》卷十·艺文志,载王澡《敕封魏国夫人施氏节行碑》,记载宁海旗门周弁少年时因“闾里未知读书”,在当地很难找到好的老师,母亲施氏将他送到鄞县舅舅家,“求良师友以训诲之”。墓志铭亦是记录人物生平的重要资料,为后人研究人物及其学术文化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四)艺文志保存有大量的经济史料。方国瑜在《保山县志稿》中指出:“在封建社会,商人为四民之末,故对商业活动,多不辑入史志文献。”在艺文志保存的奏疏、碑记等,则有许多关于经济的史料。如唐顺之《裕州均田碑记》一文为明代裕州土地登记制度变化的内因提供了直接依据。(乾隆《裕州志》卷六·艺文志[M].影印本.1740(乾隆五年)增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

可见,艺文志著录一地文献的范围很广,既包括纸质的文献,又包括金石、碑刻等非书资料。它主要辑录本籍或在本地定居人士的著述,也可以辑录关于本地的著述,以诗、词、文等标准分类;收录的范围,以本地人的著述为主。

艺文志编写必须重视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其中《体例》和《纲目》一定要制定到位。辛幹撰《无锡艺文志长编》中《提要》云:这部书仿《四库全书总目》体例,“意在囊括一邑见存之编,勒成一考,以备史氏之采”,“是编为一部地方文献传本之总目提要,不惟采摭网罗堪称齐备,且闻扬潜幽,于史乘失载与民国间新起之著作诸家事迹,访求不遗余力,足资后人考证。”“以时代先后,分经、史、子、集四部,部各以类相从。而每书提要,节采序跋原文,以见其书要旨。甄采诸书序跋,力求简约,以省篇幅。”“每人初见,详其仕履,以见梗概”(辛柏森撰.李广扬点校.无锡艺文志长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书名、人名是艺文中的主要记述对象,人在传中为传主,在艺文中为作者。(陈其弟.苏州地方志综录[M].扬州:广陵书社.2008:136)其篇目,“以著述种类横排到章、节,再按作者著作发表的先后排列下来,扼要介绍著作内容及其标题、发表时间、出版社、作者概况以及影响、社会评价等。”(沈松平.新方志编纂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说明了一地艺文志编纂可规范性操作。

《常州市志(1986-2010)》艺文著述卷下设“古代典籍、志书年鉴、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其他学科著作、诗文常州”6个章,各章根据常州地方文献门类和品种相应设置节和目。如“古代典籍”章下设“经部、史部、子部、集部、诗词集、传谱序考录”6节;“历史地理”章下设“历史、文史掌故、人物传记、地理(含地情书)”4节。其卷下序中说:“本卷为补首轮市志未设艺文卷之憾所录艺文、著述上溯古代,所列书目、文论题录除特别重要者外均不记具体内容,一般采用表格载录。”尽量涵盖了常州自古而今的文献情况。

记述好市志艺文志,可以了解一地一个时代学术发展大势,揭示一地人杰地灵的文化发展状况,并成为知晓地方文化成果的最佳识度方式和知解视角的载体。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指出:“故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梁启超.饮冰室全集第十四册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一.上海:中华书局.1941:50)这种地域与文化之间的关联,更激发人们对地域及其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三、提升市志文化卷编纂质量的对策

首先,制订好文化卷的篇目。地域文化是一定地域内历史形成并被人们所感知和认同的各种文化现象。它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地域独特性。全面分析本地地域文化情况,重视地方文化元素,找准主要特点,同时兼顾地域性、文化性与可操作性,科学制订篇目。《常州市志(1986—2010)》设置了社会科学、文化·艺术、大众传媒、艺文·著述、文化遗产、方言、风俗等文化卷,充分体现了常州的文化特色。

其次,对地域文化资料进行系统地挖掘、整理与研究。方志界一直以方志是文化资源宝库为荣,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强调对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由于地方没有更多的历史文献留存于世,方志也就成为地方历史文献的主要来源,甚至是唯一来源。兼于此,除了对档案资料、各种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搜集、整理、研究外,还要重视实地调查拍摄,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说:“在编纂过程中,要注重实地考察的方法,实地考察,能够发现许多前人不知道的东西。”“是很高的价值的”。(侯仁之.关于新修地方志若干问题的谈话——访侯仁之先生[J].中国地方志,2001)

最后,重视强化文化卷的记述方法。第二轮修志文化卷编纂要重视记述的深度和学术品位,可增设统计图标反映艺文卷的著作情况,多用配文照片体现非物质文化的现状,以音频资料展示方言卷等,更多的手段来显示地方文化的多元性和多彩性,增强人们的感性认识。


责任编辑: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