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地方综合年鉴与地方志书的合作与创新

提要：本文从地方志书与地方综合年鉴都是资料性文献，都是以同一个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因此具有共同性这个角度来阐述两者的合作与年鉴的创新。从三个方面论述：一、地方综合年鉴应该也可以为地方志书积累基础资料，理由有四。二、地方综合年鉴与地方志书合作的关键在于衔接。三、地方综合年鉴创新的路径与方法。

关键词：地方志书 地方综合年鉴 合作创新

2006年5月颁发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下了权威性的、法定性的定义，即：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可以说，两者都是地情资料性文献，都以本行政区域为记述范围，都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社会功能，这是两者的共同点，因而是可以合作、取长补短、达到双赢效果的。但两个载体在篇目框架结构设计、体例与文风等方面又各有自己的独特性和特点，特别在资料的选取和运用上、编写方法上有明显的区别，这也是两者各自存在的价值所在。

由于笔者既是市志的执行总纂，又是地方综合年鉴的主编，在工作实践中，对地方志书与综合年鉴之间的关系、合作，包括年鉴的创新有一些个人的思考。因此，本文主要想探讨两者的合作和年鉴的创新问题。

一、地方综合年鉴应该也可以为地方志书积累基础资料

长期以来，地方志书与地方综合年鉴是各自为界，同属一个行政区域，却是井水不犯河水，这在共享资源上是极大的浪费。《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出台，为两者的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两者的合作将极大地发挥各自的优势与提升各自的历史价值和社会地位。

两者合作的基础首先就是在资料性。地方志书号称“地情百科全书”，年鉴则称为“地方工具书”。不管称谓如何，地方志书与综合年鉴都具有文献资料性，都是地情资料书，都是系统记述同一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变化情况。所不同的是，地方志书是阶段性资料性文献，综合年鉴是年度性资料性文献。但两者的资料收集与记述范围都是在同一个行政区域，编辑内容都涉及同一行政区域内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各方面，因此，两者理应合作，逐年编纂、连续出版的综合年鉴应该也可以为地方志书积累基础资料。理由有四：

（一）地方志书所需资料，地方综合年鉴均有涉及。地方志书所需资料种类很多，从来源分，有文献资料、口碑资料、实物资料、图片资料等；从性质分，有历史资料、现实资料、正面资料、反面资料等；从内容分，有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物资料等。而这些资料，也是地方综合年鉴的内容所涉及的，且年鉴的综合数据主要来源于统计部门，这也与地方志书一致。

（二）地方综合年鉴的年度性，保证了阶段资料的延续性。年度性，是地方综合年鉴的一大优势。地方综合年鉴每年出版，地方志书一般是二十年一修。每年出版，当年收集上一年资料，收集较易，整理核准也较易。因此，年鉴编辑只要认真规范，其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鲜活性就较有保证。而逐年出版所必然构成的连续性，就使地方综合年鉴的资料获得了时期或阶段的延续性。这一长处正好为地方志书积累资料创造了基础条件。二十年的年鉴资料汇集起来，能够为二十年一修的地方志书提供基础资料与基本线索。

（三）地方综合年鉴与地方志书，都要突出地方特色。地方综合年鉴强调反映地方特色，地方志书更是如此。因此，在资料的选取上，两者既有区别也有共性，即都力求突出反映富有地方特色的事物与人物。这一特点为两者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地方志书与地方综合年鉴都是历史记录的载体。两者都是同一个行政区域历史记录的载体。不同在于，地方志书是多年史，地方综合年鉴是一年史。作为一年史的地方综合年鉴，框架设计的基本要求是：一是内容不缺门，有较高的概全率；二是从地情出发设置特色鲜明的栏目；三是合理设计内容层次和安排信息资料。作为多年史的地方志书的框架设计则复杂得多，要“横排门类”，横排为主，纵横结合，涵盖方方面面；要结构完整，排列有序，要反映地方特色，要体现时代特点。尽管在框架设计上各有各的风格，但都是一个行政区域的一个时期的历史记录，都具有内容覆盖广、信息资料大的特点。因此，在作为历史记录这个共同特点上，两者是相通的，也就是说，一年史的地方综合年鉴是可以为多年史的地方志书积累基础资料的。

二、地方综合年鉴与地方志书合作的关键在于衔接

《地方志工作条例》把地方综合年鉴纳入地方志范畴，从学理上看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归属是正常的。两者的关系就是兄弟关系，就是一家人的关系，就是互相提携的关系。既然综合年鉴可以为地方志书积累基础资料，那么地方志书可以提升综合年鉴的存在价值与地位。因此，在学理上，两者是互补的、合作的、双赢的，“本是同根生，相合情理中”，两者的合作是奠定在双赢的基础上的。

一部年鉴在手，给人的深刻印象，就是它的海量、它的博大。它的信息几乎覆盖了相应地域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所有领域，大至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小至民情风俗、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无所不包。如前所述，地方综合年鉴信息资料的密集量和覆盖面，完全可以为地方志书积累基础资料。但问题是，从各地修志实践来看，很难直接从年鉴中获取某一事物的系统性、连续性资料。所以两者合作的关键在于首先要找到突破口和衔接点。即是说，要合作，就必须衔接好，而最基本的衔接点就是篇目框架的确定和资料选取的统筹。地方综合年鉴与地方志书虽有不少共同点，但两者毕竟是不同性质和类型的资料性文献，各有不同的编纂体例与方法。要想成功地实现合作与互补，就要从两个方面下功夫。首先，在篇目框架的设置上，两者在总体上应求得大致对应。地方志书讲究记述历史与现状要脉络清晰，“横排门类，纵写史实”。那么，地方综合年鉴的篇目框架就应尽可能与地方志书“接轨”，做到在对资料分门别类时不出现大的“缺位”或“错位”。当然，两者不应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但大体对应，有利于两者资料的整合与运用。其次，在资料选取上，两者应适当统筹考虑。年鉴采用条目体，讲究一事一条；志书多用章节体，讲究纵写历史，横竖现状，更多考虑事物的发展的逻辑与事物之间的关联。这种差异在资料选取上的体现之一，就是年鉴选取的资料相对单纯一些、个体化一些。其好处是便于读取与检索，不足是欠缺志书那样的系统性、综合性。其实，这里所谓优点或不足，只是就两者互补而言，都是由两者各自的特性所决定的，并无高下之分。不如说，一方相比而言的缺点，也许正是它独具的优点。因此，统筹考虑选取资料，是指在保持年鉴资料选取特点的前提下，适当顾及志书对资料的要求，比如在条目的拟定、编排和编写上，尽可能反映事物的系统性、综合性和事物的之间的关联。这是可以做到的。

需要强调的是，讲衔接，决不是要抹煞年鉴的独立性、独特性，而是要形成互补关系。年鉴在篇目框架和资料选取上与志书衔接，可以增强结构的逻辑性、严谨性和资料的完整性、丰富性；志书从年鉴取用资料，也自然会受到年鉴特点的影响。而年鉴愈能为志书所用，便愈能提高志书对它的依存度。

三、地方综合年鉴创新的路径与方法

地方综合年鉴与地方志书不同在于它的年度性。与出版周期较长的地方志书不同，它离现实最近，离当前社会最近，离变化最近，其内容都是当前社会的重点、热点、亮点，包括正面和负面的记载都是最鲜活的，也是比较准确的。因此，与时俱进是地方综合年鉴的突出特点。地方综合年鉴要与地方志书合作，就必须要创新。因此，综合年鉴需要不断创新，需要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地方综合年鉴如何创新？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年鉴界同仁都曾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索。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对年鉴创新进行思考的文章已有数百篇，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会长许家康的专著《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就有专门阐述。业界有代表性的创新观点主要有以下这些：

1、创新是年鉴题中应有之义；2、年鉴随社会转型必须创新；3、创新的迫切性由年鉴面临的主要矛盾所决定；4、创新的动力是居安思危；5、思想理论创新是年鉴创新的关键；6、创新的切入点是提高现有年鉴的内容质量；7、年鉴的运行机制、管理体制必须改革；8、内容创新与经营创新相辅相成；9、创新与规范不构成对立；10、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是集团化、数字化、网络化。（1）

以上这些观点，都是业界对创新的理性思考和实践探索。从《深圳年鉴》的编纂实际出发，笔者以为年鉴的创新在以下方面是可以实践的：

（一）在供稿渠道上要破除以部门供稿为主渠道的局限，广开供稿大门，面向全社会收集入鉴资料。多年来，各地综合年鉴的供稿渠道几乎都是以政府部门供稿为主渠道，因而具有明显的部门痕迹，政府部门色彩浓厚，影响了综合年鉴记载内容的全面性和丰富性。毕竟社会是多元化的、复杂的，综合年鉴的供稿渠道也应是社会化的。《深圳年鉴》创办25年，主要依靠全市各部门供稿，其所反映的内容大多以部门为主，在供稿渠道方面是有遗憾的。国内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比较好的《温州年鉴》，它的供稿渠道就比较广泛，除部门外，还有各行业协会、各主要企业、各地方志办、各主要媒体等，充分体现出社会化，因而入鉴资料丰富而全面。温州的做法值得借鉴。地方综合年鉴在供稿渠道上必须要广泛吸收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以保证入鉴资料的全面性、代表性和丰富性。

（二）在内容上要充分反映地方年度所发生的重点事件、亮点事件和热点事件。地方志书因为周期过长，所记录的历史均离记录时间比较久远。而综合年鉴的记录却是最近的、最鲜活的，因此，及时记录年度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热点事件和亮点事件，是综合年鉴的特有优势，要充分运用。事件只要是属于热点、重点和亮点的，都要及时收录进来，包括正面的、负面的事件都要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这方面《厦门年鉴》做得比较好，如设有“报刊集萃”和“社会珍闻”两个特色栏目，及时收录最新社会信息。《温州年鉴》也有特色，专设“地方新事异闻”收录地方新异之事，使年鉴内容具有鲜活性和时代性。2008卷《广东年鉴》不回避负面事件，对2007年6月15日发生的九江大桥坍塌事件进行了记载。而这些重点事件、亮点事件和热点事件，都是将来地方志书记述所需要的。

（三）要重视对网络信息与民生问题的关注，以提高年鉴贴近现实、贴近民众、贴近时代的“三贴近”性。现在我们处于信息大爆炸时代，网络信息往往比传统媒体信息更加快速面世。因此，综合年鉴要重视对网络信息的关注，它也应是入鉴资料要参考的信息来源之一。尽管网络信息存在不准确性等问题，但它毕竟是最快反映社会生活变化的重要渠道之一。年鉴要反映现实、反映时代、反映民意、反映热点，就必须重视对网络信息的关注和运用。2009卷《深圳年鉴》已开始重视网络信息的收录。此外，重视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也应是综合年鉴要考虑的。民生问题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反映社会生活就必须反映民生问题。现在有些地方综合年鉴开始关注民生问题，设“社会调查”专栏。如《厦门年鉴》设有“社会调查”专栏，下设“民生问题”、“劳动就业”、“妇女和儿童问题”、“其他社会问题”等条目，对社会问题、民生问题给予及时而集中的反映。

（四）综合年鉴的编纂要突破行政区域的局限，放眼世界，扩大记录范围。地方综合年鉴通常记录一个行政区域的事物、事件与人物，但不等于说只能记录本行政区域内的事物、事件与人物。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动和人口的大流动，每个行政区域与外界区域的联系与交往愈来愈频繁与紧密。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今时代就是一个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时代，流动带来突破与跨越。要真实反映时代与社会的动态变化，综合年鉴的记录就不能“削足适履”，而必须“量体裁衣”，适度突破地域局限，扩大记述范围。这方面，《温州年鉴》做得相当出色。它专设“温州人在世界各地”专栏，并与此对应，专设“外地人在温州”专栏，充分反映温州这座城市的特点和活力。

（五）年鉴要突出可读性，做到资料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相结合。有一种观点认为：年鉴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它反映现实并为现实服务。（2）笔者认为既然年鉴离现实最近，它面向广大民众，要为广大民众服务，那就应该在内容和形式上讲究和突出可读性。如图片随条目走，图表录与条目正文相辅相成等。对重大事件、亮点事件和热点事件的记述，讲究多角度反映，如在正面记述的同时，加上网络评论等。

（六）年鉴图片选取与设置要去除广告宣传色彩，增强全面性、典型性和存史价值。由于体制的原因，多年来，各地综合年鉴图片的选取与设置几乎都是以广告为主，而不是以反映行政区域内的各项事业为主。以广告单位为主，以广告宣传为目的，使年鉴的工具书特点和严谨性大打折扣。这当然是体制造成的。年鉴运作要靠广告收入维持，不得不以广告为主，不得不由广告单位说了算。笔者认为，年鉴不排除广告，但不能以广告为主。《深圳年鉴》自2007年归入地方志机构后，一改从前依靠广告收入的局面，其图片的选取与设置，都是根据年鉴的内容和本市事业发展的需要而确定，这就保证了年鉴图片的全面性、典型性和存史价值。

（七）要讲究年鉴封面与版式的创意设计，以增强年鉴的吸引力。

地方综合年鉴兴盛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如最早出版的城市综合年鉴《广州年鉴》也已出版了27卷。可以说，地方综合年鉴已成为各大中城市都编纂的地情资料文献，无论是编纂还是出版，都已经比较成熟。但有一点进步不大，即各地综合年鉴的封面设计多数缺少创意，多数是以城市面貌或城市地标建筑来作封面，以图为主是绝大多数综合年鉴所采用的风格，给读者一种千鉴一面的印象。当然，也有一些年鉴的封面设计不是以图为主，而是“素面朝天”，显示出庄重、大气的风格。但总体来说，地方综合年鉴的封面设计及版式设计都还缺少创意。在当今时代，各种出版物汗牛充栋，要想吸引面临众多信息的读者，综合年鉴也要讲究封面及版式设计。常言道，“三分人才七分打扮”。除了内容的丰富性全面性外，年鉴的外包装也是十分重要的。富于创意的设计，可以吸引广大读者，提高年鉴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地方综合年鉴的封面及版式设计，应该广延人才，发挥行家里手的创造性。2009卷《深圳年鉴》就邀请出版社知名装祯设计家帮助设计，其封面设计便显示出一种新颖、富有时代性且有地方特色的风格。

综上所述，地方综合年鉴是完全可以与地方志书合作并进行创新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地方综合年鉴和地方志书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才能促进两者的双双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1）、（2）许家康：《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线装书局，2006年9月

（本文作者：黄玲，单位：广东省深圳市史志办公室，摘自《'2011“三省（区）城市”地方志理论研讨会论文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