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杏花村志》对名村志编纂的借鉴

二、什么人编名村志　　

思路和目标确定后，人的因素便成为决定性因素。不同水平、不同责任心的人，便会编纂出不同质量的志书。旧志的编纂者有总纂、协纂、协理、绘图、校对等，现在有主编、副主编、总纂、责任编辑等，分工协调，人数众多。综合各种因素来看，名村志编纂以方志专家、文史地情专家和村里富有文字功底的热心人士共同组成最优组合。

（一）有修志经验的人才

二轮修志中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的工作体制，在名村志编纂中可借鉴，却无法照抄。2014年4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与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部分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指出：“要结合发展的新形势，加强对地方志包括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乡镇村志编纂业务指导和服务”。[8]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王伟光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指出“继续鼓励对方志编修的探索和创新，加强对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乡镇村志编纂的指导和服务”。[9]东莞市志办对乡村志编纂不仅提出编纂时间、内容、体例、质量等方面要求，还直接安排专业人员帮助镇村修志。全国二轮修志，到2020年前都必须要完成，因此积累锻炼了大量富有经验的修志人才。由于有多年修志经验的积累，修志人员对志书体例、编纂要求与入志内容以及文字文风等都有成熟的把握，是编纂名村志少走弯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员。

（二）专家学者

专家通过自己的学识和造诣，对名村志编纂进行认真培训、精心指导、严格把关，既能提供专业支撑，还能凝聚修志力量。专家在体例体式、史料辨伪、数据考核上，更能发挥学术大牛的作用。“1992年10月至1993年1月，河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孙继民先生被派到滦南县安各庄乡铁匠庄参加‘社教’工作。驻村期间，有感于对农村知之不多，于是萌生了利用这个时机进行农村经济社会调查，写一部村志的想法。孙先生当时就参考了新编修的县志及《中国国情丛书·定州卷》等书，编修了《滦南县安各庄乡铁匠庄志》，其志共设十一章，分别是地理与建置沿革，人口、土地及生产关系变革，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技术，种植业，林、牧、副诸业，乡村工业、建筑业和商业，农民的收入与分配，教育、卫生、邮政电信及有线广播，村级组织机构和村干部，家庭、婚姻、计划生育与村民生活，民俗。”[10]上海市闵行区《褚家塘志》是学者型村民褚半农的著述，复旦大学蒋凡教授认为：“自然村是古往今来中国社会的基层细胞，如果没有自然村这一基层细胞，又哪有地县、省市及国家的社会组织呢？而褚半农先生《褚家塘志》之著，正好填补这一学术空白，嘉惠学林，开拓之功不可没”。[11]

（三）热心有能力的村民

吸收有实践经验和分辨能力的村民参与资料收集和编纂活动，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在名村志编纂中不失为一条好方法。1989年，广州市天河区林和村一位池姓村民有感于村庄成为城中村的现状，自行编写了该村简志。本地政府部门的退休人员、大中学老师，对地方文化有研究的人员，对家乡有深厚感情。“赵客为池阳旧族，居是村者累叶矣。博学能文，克绍先人遗绪。而复虑其所居之村，久而莫识所传也。爰即村之前后左右，以及其中之胜情异迹，为之志。”[12]正是由于郎遂“矜其邦族、美其乡里”的乡国情怀，20岁即开始搜集素材，焚膏继晷，方成一代名志。

（四）复合架构

名村志编纂人员最好的构成形式，应是复合结构。为确保名村志的编纂质量，可由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发起成立村志编纂委员会来主持编纂，志苑人才、专家学者、热心村民共同参与。这样在经费、人员、基本的办公条件上才能有所保障。“聘请村内本乡本土熟悉村情的有知识的文化人编写，有条件的可请相关专家、学者参与，其最佳组合应是以农民为修志主体，专家指导、参与编纂而成的村志。”[13]“《白沙村志》又是受到习近平关注的不同寻常的村志，是一部以农民为修志主体，专家指导参与编纂而成的村志。”[14]2011 年7月1日，《山西省地方志条例》正式施行。其中规定：从事乡（镇）志、村志编纂活动的，应当接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指导。村志编修应该作为国家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加以实施，由有关机构统一领导、组织、规划和管理，并由国家出资或多方筹措资金予以专门支持，以保障村志编修工程的顺利开展和保质保量的及时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