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书篇幅研究析论

中国地方志陈泽泓2018-04-13 14:08:283692

三、控制志书篇幅适度应重在内修

研究控制志书篇幅的方法，大体有两种观点，外施压力与内求精炼，即外部提出要求与编纂者提高自我控制意识和能力。有论者认为，解决志书篇幅超大问题，要通过规定与压力来解决。陈枫提出，控制篇幅冗长的内部原因，如文字前后重复之类，在不超标的志书中也是没有“合法地位”的，应作为质量问题去专案处理，造成志书篇幅严重超标，真正的主要原因不在志书之内，而在志书之外，主要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在制定志书编纂方案时没有明确志书的篇幅规模；志书评审会上较少郑重提出志书篇幅超标的问题；省、市两级在送审志稿的审批文件上没有对篇幅严重超标提出限制；修志人员认为志书部头越大越气派。此四个原因中，前三者是客观原因，最后是主观原因。结论是：“不难看出志书篇幅严重超标的根本原因是，大家都没有把志书篇幅规模作为一个必须完成的指标来对待。如果把志书的篇幅作为志书质量评比的一个条件；如果实行‘篇幅超标’一票否决权；如果在志书出版前的几个程序（环节）上，都能严格认真地把住篇幅关，也许就不会形成今天这种局面。”[27]试想，实行篇幅超标一票否决之后，又下达了指标，修志人从何入手去瘦身，当然还得找出造成篇幅过大的具体方面。有外部压力当然好，没有外部压力时，质量问题同样要处理。在新方志编修之初，为何有了规定还不能执行？所以，不应该将解决问题全赖于规定，问题在于是否确立质量观。依照规定把关的方式类推，是否实行事以类从、生不立传的否决权？当然不必要，靠的是对问题的认识和执行。将原因归结于“在制定志书编纂方案时没有明确志书的篇幅规模”，这一立论是正确的，面对一部众手成书的志书，没有理由不在组织编纂时不提出篇幅规模，关键是，明确多大的规模才是控制篇幅要讨论的问题。包括评审会上提出志书篇幅超标问题、送审志稿提出限制篇幅问题，关键都涉及篇幅规模多大才是限制的量。不管外施压力有多大作用，还是应以内求精炼为主，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在未取得志书篇幅适度的公认标准之前，同样可以采取一些控制篇幅的措施，这样既体现方志作为一种成熟体裁的自我适应性，也是成熟的修志人员必须具备的业务能力。探索控制志书篇幅的度与掌握控制志书篇幅的技巧，应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影响志书篇幅大小，有客观与主观原因。所谓客观就是记述对象所决定，所谓主观就是编纂认识所决定。前者只能说是在一般情况下的规律，例如，省志比市志篇幅要大，市志比县志篇幅要大，综合志比部门志篇幅要大。后者情况较为复杂，如有从编辑的角度提出：“稿件质量好，编辑加工深，冗余信息小，文字精炼的志书体量比编辑加工粗糙、文字拖泥带水的志书体量小。”[28]新方志书字数为何居高不下，从首轮志书中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借鉴。志书篇幅庞大，固然有自身特定的一些原因，例如有的地方有悠久的历史，人文资料积淀丰富。但是，仅此并不能决定整部志书篇幅就一定很大。那么，具体分析，造成志书篇幅过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讲话中专门讲到“地方志的分量”，此后有论者提出系统控制志书分量的具体意见，看来更注重于体例操作上的问题，其中也有纯技术性的，对于资料选择不严造成篇幅膨胀的情况却未见提及，而这恰恰是讨论志书篇幅应不应控制的主要原因。拙作提出，造成志书篇幅过大的原因，一是重复记述，同一件事物，一堆数字，在概述（总述）、大事记、正文乃至附录中反复出现，甚至在正文多处出现（如名胜古迹，可能反复出现于文物、建筑、旅游资源、宗教等处；林木情况，可能反复出现于自然资源、林业、科技以及当局重大决策等处），重床叠屋；二是冗文空话，鉴于志书使用章节体，记述事物看似层次分明，系统完整，实际上为了承上启下，铺陈过度，有不少冗文空话，这也是造成篇幅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套话及属于解释性的虚话、废话也占了不少篇幅；三是记述过详，从宏观上没有把握恰当；四是题外之话，一些志书用了很大篇幅记述工作过程、办事程序、背景材料；五是评述冗长不当，此外，还有其他原因，如延伸内容不当，排版格式不当（如制表太疏）等。[29]现在看来，这一论述虽涉及资料内容及记述程度，但还未涉及深层次的问题，即从当代志书的功能考虑，对收入志书资料是否有什么标准；从当代志书的体例考虑，对收入志书资料是否该如何把握范围去研究。也就是说，从更高的层面去考虑志书篇幅大小如何适度及如何控制的问题。如有的志书辑入篇幅庞大的调查报告，信息量固然大了，而志书体例却受到影响，应考虑找一更妥当的方式，将调查报告另行结集，同样既可以存史，又不致自扰志体。

方志繁本与简本的争论或者还会继续下去，而修志实践不会因此而停步，在此背景下，志书编修形式多元化不失为一条出路。针对地方志应力求精炼与地方志资料应尽量充实些的要求，黄勋拔提到“简志加丛书”的形式，即编一本简志，另加一套丛书，“能够适应各个层次的需要，让其各取所需”，他认为“探索问题，思路可以活些，大胆些，付之实施，必须慎重”[30]。1996年，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修志为用，用志方法要改革”，“志书可以分门别类，分别出一些精装本、普及本和简写本，满足多方面的需要”[31]。在第三次工作会议上，他又提出：“为了扩大志书的读者面，方便领导查阅和群众阅读，各种志书还要出简本，要搞干部读本和群众读本，使之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案头卷和群众的家藏书，从而为地方志事业的发展赢得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形成良性互动的发展形势。”[32]对此有响应，“编纂不同结构和篇幅的省级志书，以满足对省级地情资料的不同需求，这正是第二轮《广西通志》决定编纂多部本（74部）的同时，又编纂多卷本（6卷）《广西通志（1979—2005）》的基本考虑和出发点”[33]。多部本与多卷本省志共同之处都是省级地情志书，最大的不同从形式上说是繁本与简本，从内容上说前者是各部相对独立而后者是全志一体。2016年，广东省启动了省志简志单卷本的编修工作，计划在两轮省志共1亿字的内容基础上，重修省志简本，控制在百万余字（其中文字数控制在1百万字），这也是一种试验，旨在加强志书的服务功能。成效如何，尚须拭目以待。

注释：

[1]周文翰：《（嘉靖）跋〈陕西通志〉后》，《明代方志选编·序跋凡例卷（上）》，中国书店，2016年，第30页。

[2]王存：《元丰九域志·序》，丛书集成初编本。

[3]林则徐：《大定府志·序》,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本。

[4]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修志十议》，中华书局，1985年，第843页。

[5]陆振岳：《方志学研究》，齐鲁书社，2013年，第139页。，此说未必恰当。

[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岳麓书社，2010年，第313页。

[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13页。

[8]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序》，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14），岭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影印本，第2页。

[9]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方志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10]杨鸿儒：《质量是志书的生命》，转引自曾星翔、李秀国编：《中国方志百家言论集萃》，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85页。

[11]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选编：《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29页。